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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本文作者： 章遠岸 | 2014-11-28 15:46 |
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開始干私家偵探這行，那時我隨身配了雙筒望遠鏡、35毫米膠卷賓得單反相機，經常窩在偵探車里進行偵察，與外界隔絕。沒有電話、沒有網絡，只有無盡的偵察、聽廣播，絞盡腦汁思考。
我常想，如果有人要聯系我怎么辦？我是一名單親媽媽，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。既然客戶花大筆錢雇我，難道這些偵察對象真的在做些見不得人的事？偷情、假裝遭遇車禍卻花天酒地？萬一發現他們真犯了什么罪又怎么辦？
每天一大早，我就把我兩個孩子托付給人照顧，然后驅車到城市郊區，把車停在偵察目標的房外不遠處。天剛剛亮，人們陸續開始了新的一天。熱天里，悶在高溫的車內炎熱難耐，而冷天里有霜凍，窩在車內即使穿著羽絨服也會冷得發抖。如果目標住在公寓樓內，我就想法子進去假裝在樓道里溜達，暗中觀察。目標有沒有車我是知道的，因為我能拿到車輛登記信息。
如果幾個小時都沒動靜，我會開車轉一圈找一個電話亭，試探性的打電話到目標家里，看是否有人在家，順便還可以偷個懶，喝杯咖啡。
我做私家偵探27年了。記得那時我開的是大篷車，窩在車里監視他們，翻著目標的各種記錄信息。但最后，我還是選擇退出這行。
1986年，我買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機：摩托羅拉DynaTAC（俗稱磚頭手機），花了幾千美元，每個月話費平均有500美元。但有了手機讓我安心不少，因為我的孩子隨時能聯系到我。
雖然科技帶來了便利，但也奪走了一些東西。有了手機我就可以不用找電話亭，也沒理由偷懶喝咖啡了，甚至上廁所我就用一個女式小便盆解決了。
1987年，我買了一臺尋呼機和家用攝影機。攝影機很笨重，后來換了臺索尼Handicam，拍攝距離可遠可近。后來又有了針孔攝像機，別在衣領上或者放錢包里。這樣安全多了，因為遠距離就能進行監視了，被抓的風險小了很多。
我成了別人的影子。監視目標有著固定的生活模式，上班下班、交際游玩，我都跟著。比如在沃爾瑪超市，目標買一件商品，我也會盯著然后拍照；他們去酒吧、教堂，結婚，住院等等生活瑣事我都如影隨形。然后對著照片和資料做各種分析。
多數偵察都是調查保險賠償，這些目標通常會被懷疑是騙保。我調查的對象里大多是有色人種、新到的移民或住公益房屋的人。其中也的確有人欺詐，甚至也不乏中上層階級的人。我還見過更戲劇性的一幕，目標剛從醫生辦公室出來，就把身上的頸托或手中的拐杖扔掉，心里肯定還在暗喜沒人看到。
有時會一無所獲，我就尋思著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線索。監視目標時，我還會順帶把目標的朋友、家人和鄰居也拍進來。
有時我會假裝成民意調查員，去敲目標家的門，來獲取他們的個人信息，并用攝像頭暗中拍下這個過程，完了還會跟他們聊聊家常。
入行16年后，我開始改變調查策略。調查失蹤人口、個人背景等。那時沒有來電顯示、加密技術及密碼，只能通過電話記錄收集銀行負債、存款，職位、工作收入信息等等。實際上許多人警惕性很低，容易相信別人，也相對較孤獨。如果你語氣輕松幽默，他們會愿意交談；如果你遇到麻煩，他們會樂于助人。手機匿名幫了我大忙，但來電顯示功能問世后麻煩就來了，于是我學會如何偽裝號碼，向來電顯示里輸入任何號碼，我的工作也越來越高效。
每一次科技進步都讓我的工作更方便，我也樂在其中。第一次接觸網絡時發現了AltaVista；谷歌問世時，我還在想它是不是某個情人的名字。
新技術的出現如同上天的饋贈，最終Facebook出現了！我的工作迎來了全盛時期，在那里人們能把自己的個人信息編輯得很詳細，自拍浪潮讓我的工作更高效。
谷歌地圖讓我從此能俯瞰監視目標的房屋，足不出戶就能看到目標房屋周圍的景象，一份房屋信息和房貸資料還會自動傳至我的電腦上。
一切變得如此簡單，但并不是好事。我不喜歡監視別人，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種職業病，即獵人心理，但我想換一種生活，我想當一名作家，但不會寫偵探小說。
科技改變了偵探行業。最近我和同事談到了無人機，法律完善永遠跟不上科技進步的速度，因此有空可鉆。
業余的人也能當偵探。GPS跟蹤儀，微型攝像頭、擊鍵記錄器都是偵探神器。做這行的人不在乎他人隱私權，偵探的眼里只有信息，而被監視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。
我曾幫助那么多人弄到信息數據，但干這行也貶低了自己的價值。監視他人時，我已經模糊了對與錯的界線。說得好聽點，我是有執照的窺探者。一直以來，我的靈魂備受拷問，我決定洗心革面，徹底退出這行。也可以引用雷蒙德·錢德勒的那句：窺探監視，非長久之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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