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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未來最先商用5G的地方是哪里？居然還有人選A或C”，話音剛落，現場一片笑聲。
主持人薩里大學5G創新中心教授Rahim Tafazolli以調侃的方式公布了投票結果，或許是因為2014全球移動寬帶論壇選擇在中國上海舉辦的緣故，近千人的現場，84.55%的投票選擇了亞洲將首先商用5G，但筆者卻迷信的選擇了A選項——歐洲，或許是因為2009年愛立信和華為在歐洲開建全球第一張4G網絡的緣故。
至于C選項是什么已經不太重要，但需要說明的是參加這次盛會的國際友人不少，各大運營商對于5G的關注度已經并非停留在紙面上。
其實，做這道選擇題并不難，只需要一個現象便能夠說明——中國4G的高速發展。
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表示，今年第三季度中國新增4G用戶約占全球新增用戶總數40%，預計2015年中國4G用戶規模將與網絡規模一樣，躍居全球第一。
截止到今年九月底，中國4G用戶已經超過了4300萬戶，2014年年底，中國移動4G用戶數將超過七千萬。“這種用戶井噴的現象在過去3G和2G時代我們從來沒有出現過”，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正茂表示。
對比一下2G、3G和4G各個時代，中國移動各自發展五千萬用戶所經歷的時間，2G用了接近十年時間；3G用了將近三年時間；4G僅僅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，中國移動更是將2014年發展4G用戶數瞄準7000萬以上，之后的一年是1.5億用戶，2016年是3億用戶，這只是保守預估。李正茂表示，4G用戶發展超出想象是中國移動難以預料到的，主要原因在于4G終端便宜，而價格下探400元人民幣。
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，對于網絡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，“對于無線網來說，它的高效、高速、智能主要體現在流量的爆炸式增長”，5個月前，同樣是在上海，作為2014年亞洲移動通信博覽的演講嘉賓，面向全球通信行業，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如是說。
5個月后的今天，同樣是在上海，李正茂表示，數字生活是推動2020年以后運營商收入增長非常重要的曲線。
李正茂所言及的曲線，便是奚國華此前首次提出的，該公司未來將依托于“第三條曲線”——數字生活發展，只不過當時是用內容和應用來詮釋，時過境遷，數字生活涵蓋的意義更廣。全世界的傳統運營商無一例外地在進行流量經營，中國移動現在正處在語音經營向流量經營轉變的過程中，“我們相信有一天流量也會飽和，所以要保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，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內容和應用的發展?！?/p>
可以看到，中國移動推動第三條曲線發力的時間點與業界預測的5G商用時間點一致，均為2020年，更為驚人的一致是中國移動與華為在5G理念上的趨同。
中國移動對于5G期望在于，應滿足未來十年高達超千倍的移動數據增長需求，為用戶提供光纖般的接入速率，享受“零”時延的使用體驗，具備千億設備的連接能力。
華為關于5G網絡的定義是，“5G網絡連接數將要達到1千個億，峰值速率必須達到10Gbps，網絡時延要縮短到1個毫秒”，華為無線CMO楊超斌認為，吸引運營商投資5G，性價比最為關鍵，更為重要的是，5G將使得移動網絡傳輸每比特的能耗降低1000倍。
與4G相比，在容量方面，5G實現單位面積移動數據流量增長1000倍；在傳輸速率方面，單用戶典型數據速率提升10到100倍。一個月前，在北京國際通信展上，中國移動展示將5G技術運用到現在中國移動4G網絡，幫助整個網絡容量提升了6到10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年初，華為在高頻段無線5G空中環境下實現了115Gbps的峰值傳輸速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5G用戶的體驗依然取決于網絡邊緣速率的提升。
5G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通信，將提供使能Internet of Things (IoT，物聯網)的平臺，以用戶為中心構建全方位信息生態系統，提供各種可能和跨界整合。
5G網絡在設計之初，注定了由網絡為中心轉向以用戶為中心，給予最好的用戶體驗，Tele2首席技術管Joachim Hom認為。
本月初，華為聯合5GIC開工了世界首個5G實地測試床testbed，將用于第五代移動通信基礎設施關鍵技術的實地測試和驗證。
“不同的網絡體驗能夠創造不同的收入”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表示，面向未來，網絡體驗是第一生產力。移動寬帶網絡是一個動態網絡，需要運營商和設備供應商及各個伙伴不斷確保網絡有良好的體驗，也是從話音經營走向流量經營面臨最現實的問題。
在筆者看來，這也是4G網路不斷演進的原因所在，華為提出2016年商用4.5G也是為了適應網絡流量激增的需求。
愛立信認為，未來消耗整個移動帶寬最多的業務將會是視頻業務。無疑，愛立信在電視與媒體市場的投入，是在追逐于視頻業務對全球流量市場份額的影響。而相關預測數據更是顯示，到2020年整個視頻流量會占移動網絡流量的60%。
不過， Rahim Tafazolli教授認為，2G是為了滿足語音需求，3G是為移動互聯網需求，4G是為了滿足數據業務，但“5G網絡設計不能只考慮視頻”。
在楊超斌看來，與4G、3G、2G不同，5G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無線接入技術，也不是幾個全新的無線接入技術。從某種程度上講，5G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融合網絡，無縫支持各種新的網絡部署，包括超高密度的無線網絡部署、回傳、設備到設備的通信(D2D)、動態頻譜重整和無線接入基礎設施共享。
筆者對于華為5G的愿景也提出了一些質疑，相對于愛立信預測的2020年500億連接，華為提出5G擁有1000億的連接，多出的500億連接來自于哪些領域?
楊超斌稱，1000億并非只是2020年5G所達到的連接數。華為5G將應用于全球的多個行業，帶來千億級連接機遇。由于接近于零延時，使得汽車自動駕駛、遠程手術、虛擬現實成為可能，“也只有5G網絡才能滿足需求?！?/p>
談及現階段熱門的車聯網概念，楊超斌向comobs表示，4G或者4.5G網絡都難以滿足真正意義上的車聯網需求，“汽車要實現自動駕駛，如果允許時速達到100公里/小時，那么1毫秒致使車輛行駛的距離接近3cm，3cm是安全距離，整個5G網絡的時延都應該縮短到1個毫秒。”
相關測試顯示，盡管4G相對于3G時延大大縮小，但4G網絡50毫秒的時延按100公里/小時速度行駛距離為1.5m。4G時延造成的安全性對于汽車的自動駕駛是個挑戰。
“3秒鐘，決定了用戶的體驗”，華為無線網絡產品線總裁汪濤表示，華為與湖南大學合作跟蹤用戶眼球觀察的試驗發現，打開業務或應用等待8秒鐘是用戶的忍耐極限，等待3秒90%的用戶會繼續等待，這意味著5G更能提升用戶體驗，當然“等待的時間”縮減不僅僅需要運營商的努力，更需要生態系統的共同努力。
李正茂指出，中國移動在5G方面的第一個訴求是空中接口盡可能實現統一。如果空中接口出現過多的標準或者是太過多樣化，會對整個產業，帶來比較多的問題和麻煩。
從2G時代兩種標準抗衡到3G時代三種制式并行，通信業推動了4G時代的LTE TDD/FDD融合，在5G時代整個全球統一標準是必須的訴求。楊超斌表示，4G時代全球各個制式全部統一形成ONE LTE，使得全球漫游成為可能，同時有利于產業規模擴大，端到端的整個系統成本下降，最終讓終端消費者受益。
目前，從5G整個研究標準化產品部署來看，現在還處于LTE在2004年標準化之前的階段——各個廠商、各個研究機構以及各個高校在做創新和研究。而華為5G研究始于2009年，于2013年11月發布5G愿景與需求白皮書，并計劃在2018年前至少投資6億美元，用于5G技術的研究與創新，楊超斌強調，“6億美元僅僅用于研究與創新，不含產品開發的費用”。
目前，ITU正在研究2020年及以后的IMT頻譜要求, 2015年WRC(WRC-15) 將針對60GHz以下的頻率提出相關技術方案，到2019年，將針對60GHz之上的頻率。對于5G頻率，楊超斌則認為，6GHz以下的頻段是5G的核心頻段，華為5G系統也將支持高于6GHz的擴展頻段，可用于接入和回傳。
Joachim Hom表示，“更低的頻率是保障5G成功至關因素，因為網絡需要良好的覆蓋?！?/span>
到目前為止，物聯網大量終端的連接很多都是使用專用網絡和專用技術來實現。徐直軍對物聯網的現狀不無擔憂，5G能不能真正的去關注各個行業的訴求?盡可能去滿足各個行業連接的需求?
5G不僅需要網絡技術的革新，更需要一個成熟的生態系統，Tele2首席信息技術官Joachim Hom表示，5G需要端到端的系統性優化。
楊超斌表示，相對于4G，5G全球統一標準同樣重要，5G不僅僅包括人與人的連接，更重要是還有人與物、物與物之間的連接，涉及到整個社會不同行業的應用，如果對每個行業做一個單獨的標準，不可能形成產業規模，這意味著5G的設備成本、終端成本要承受比較高的價格。
在華為看來，與全球多個生態系統合作伙伴共同推動5G使得目標一致。目前，華為已與全球20多所大學建立伙伴關系，并與歐盟METIS、 ITU、中國IMT-2020和3GPP等組織合作。其中，華為投入5G研發的專家工程師有300多位，并在全球范圍類建立了9個5G研發中心。
“如果我們把不同行業的訴求能夠統一起來，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訴求能夠統一起來，能夠形成一套全球統一的規范，最終受益的是消費者?！?/span>
張峰表示，我國將進一步加快5G預研進程，通過國家重大專項、5G推進組等政策和機制，加強5G統籌布局，構建5G國際合作體系，共同推動5G概念、技術標準和產品研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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